[编者按]

    预测未来经常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有时候还是值得一试。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最近三十年的历史似乎类似于一个丑小鸭的故事，从弱小自卑、不为人知到高速发展、引人注目。在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上，曾经有无数人折戟，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看衰的。

    当然，我们无意因之而自满，也无需每日惴惴不安。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和冷静。在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增长10%的佳绩背后，内外失衡逐步扩大，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日益引人注目。同时，在国内产出连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人的财富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过去中国人财富很少，上世纪80、90年代财富的主要形式是货币和储蓄。近年来，房产以及股票等证券所占之比重明显扩大。从微观上，如何理财成为了一门显学。从宏观上，这种现象和宏观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可能对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造成结构性的影响。

    目前，中国经济依然运行在快车道上，但风险存在于何处？到底有多大？这不是可以拍脑袋拍出来的。于是，近年来各个机构都在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下进行了测算和预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就是其中之一。近日，该课题组发布题为《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07-2008——财富结构快速调整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的报告，报告经过测算认为，中国2007年全年GDP增长将达11.44%，投资增长速度为25.6%，社会消费增长16.2%，出口增长25.6%，进口增长21%，贸易顺差将达2598亿美元，狭义货币供应将达20.7%，M2增长17.4%， CPI将达4.5%。

    2008年经济将在2007年基础上小幅回落，GDP增长速度将达10.5%，投资增长速度为24.1%，社会消费增长17.1%，出口增长23%，进口增长21.2%，狭义货币供应将达18.5%，M2增长16.8%，CPI将达3.7%。

    简而言之，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仍将延续。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组

　　“反向软着陆”：增加总供给为过热经济释压

    虽然中国总体经济过热的压力已经出现，但中国宏观经济依然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的区间健康运行，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在2-3年内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并不会存在全面过热的风险。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保持高速健康运行的实体基础和供给空间。

　　经济全面过热并未凸显

    与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的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型的特点更为突出。同时，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这些因素使生产可能前沿面大幅扩张，宏观经济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同步快速增长的进程中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景气局面。这也为中国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即消除中国经济过热压力的途径有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以相对削减总需求为核心的“正向软着陆”；二是以提高总供给为核心的“反向软着陆”。以投资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为特点的本轮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中国应当采用“反向软着陆”方法来缓解目前过热的压力。

    中国宏观经济直到2003年才走出中国经济萧条的困境，在2004年进入均衡运转的轨迹。因此，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时期刚经历3年，且每年增长的幅度没有超过1个百分点，所导致的形成核心通货膨胀的压力不足0.5个百分点。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还没有到本轮经济周期的最高点，全面经济过热问题并没有凸显。同时，应当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在近10年内顺应了整个世界经济大潮流，在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作用下，出现大缓和，使经济周期在波幅减弱的同时，周期跨度增大，经济高涨期得到十分明显的延长。因此，延续目前11%左右的经济增长态势在周期相位来看在未来2年中是具有上升空间的。

　　最优经济增长标准

    从全要素生产效率、资本收益率以及投资率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动态无效率，增长轨迹基本符合最优经济增长的标准。同时，增长的三架马车——消费、投资以及出口的增长基础依然十分坚实，没有出现增长幅度明显回落的迹象。

    从中国宏观经济近10年来增长速度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看，要解决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产业联动性增长缺乏等结构性问题，采取高速度增长的策略是必须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结构的关系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冲突的状态。这也就是说，中国高速增长往往是以部门间非平衡增长为基础。因此，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结构性问题是高速增长的产物。

    但是，如果我们以1999年为分界线，我们将会发现，传统的速度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本轮经济周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冲击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2000年以来，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部门间的均衡速度的差异在逐步降低，产业部门间的联动性和均衡性开始显现。这解释了本轮经济高涨时期产业瓶颈问题大幅度缓和的原因。

　　维持高增长是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

    另外，我们还看到在高增长-高投资的过程中，投资的区域结构也出现优化的趋势。在本轮经济周期中，高速度改变了以往中国东部偏向型的经济增长，中部在GDP中的比重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同时，投资也出现了中部崛起的现象，投资比重持续呈现出“东部地区比重下降、中部地区比重上升、西部地区比重基本不变”的特点。环渤海经济圈、中原经济圈、成渝经济圈以及闽东南经济圈正在成为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热点区域，使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格局逐步呈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中原、成渝、闽东南经济圈多极参与拉动的特点。高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区域差异，而是在区域渗透与区域协同的作用下出现了增长趋同的良性、互动现象。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结构性问题并不与高增长存在必然的冲突，未来的结构性调整必须以高增长为基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停滞不仅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会在激化各种利益矛盾中使结构性问题更加恶化；在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内在机理发生质变的新环境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进一步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中国经济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因为要素市场改革直接涉及大量的要素所有者的利益，是冲突最为激励，改革难度最大的改革，因此这些改革需要大量的再分配协调机制，高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提供协调冲突的财政和利润空间。而具体到劳动力市场改革，没有企业高生产效率和高利润作为缓冲，工资形成机制的规范化将直接带来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和劳资之间的激励冲突。

    目前，虽然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摆脱了“低水平”困境，但实际增长幅度并不显著。在国民财富分配格局没有重大调整的环境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小幅提升并不足以支撑中国消费水平进一步的提升。初次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再分配结构的调整应当共同成为未来启动消费的核心手段。

　　“低消费、高投资”格局难变

    2007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名义总额在2006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加速增长的态势。第一季度社会消费零售名义增长率为14.9%，第二季度名义增长率接近15.4%，第三季度15.9%，全年预计16.2%。但是，由于2007年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较2006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呈现下跌的趋势，全年实际消费增长速度为11.7%。

    另外从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来看，2006年消费支出水平增幅超过历史平均水平，2007年增长速度进一步上升，预计达到9.5%，但与历史最高水平13.5%依然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我国消费实际增长水平虽然在名义上摆脱低水平的困境，但实际消费的进一步提速却难以获得实质性进展。

    事实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低消费、高投资、高净出口”格局难以改变，维持在11%-13%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速度和相应的9%-10%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并不足以改变中国目前消费水平偏低的结构性问题。因为，在中国消费速度轻微提升的过程中，近7年来资本形成平均增长速度为16.3%，而净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8.7%，9%-11%的消费支出增长速度依然难以挽回消费在GDP中比重下滑的局面。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6年的49.9%。虽然消费速度在2005-2006年有所提升。

　　收入分配格局不平衡造就“穷居民”

    中国消费的实际增长速度为何难以出现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并推动中国经济由投资与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变呢？其关键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使中国消费大幅度增速缺乏收入支撑。近几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由于收入的增速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盈利的增长速度，其结果是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2000-2006年居民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为11.2%，工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6%，但是同期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9.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5.5%。这种收入分配增长速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中国高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其中初次分配格局的恶化更为明显。从2001年-2006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1.5%下滑到40.6%，下降了10.9个百分点，营业盈余及固定资产折旧的占比从34.5%上升到44.8%，上升幅度达到10.3个百分点，而生产税净额占比从14.1%上升到14.6%。这种“富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投资-消费格局的恶化。过高的企业留利和财政收入直接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政府基础建设规模高速增长，使消费-投资增长速度差异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6%下降到2006年的36.3%。

    同时全社会总存款中，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持续降低，从2000年的53.6%下降到2006年的50.7%。因此，全社会储蓄率的过高不是由于居民储蓄过高，而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导致的企业存款和政府储蓄的巨幅增长与过高。因此，只有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税收在GDP中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消费启动的支撑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以及工资形成机制的滞后成为中国消费增速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难以改变目前格局，消费启动依然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住房投资挤压消费空间

    除了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因素以外，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来源结构和分布结构的变化也成为制约消费增速的因素。初次分配收入占总收入的占比下降，使居民长期性、恒定性和可预期性收入的占比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8-2006年转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上升到24.6%，而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从11.2%下降到10.98%。工资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与工资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之间的差异也呈现扩大的趋势。而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对于消费提速都是不利的。居民收入分配分布结构，特别是基尼系数的提高也使全体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再有，住房投资支出极大地挤压了消费支出增长的空间。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是中国消费支出模式的“拐点”，1994-1998年消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不断提升的态势，由52.4%持续上升到1998年的58.2%，但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该比值从1998年的58.2%一直下降到2006年的52.0%。其核心原因就是居民对于住房投资的支出大幅度挤压了消费支出的空间。中国居民住房投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2.96%一直上升到2006年的11.2%，中国居民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的比例从1998年的0.051∶1上升到2006年的0.215∶1。由于房价加速性的上涨，估计2008-2009年房价的进一步提高攀升将使这两项指标进一步提高，这对于2008年实际消费支出的提速有极大的影响。

    还有，大量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费用支出的提高，对于消费提速也起到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2001年到2006年居民消费中，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支出以及居住支出大幅度提升了，且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在1998年之前，这些服务性支出大量由国家承担，具有一定的公共福利特性，1998年之后市场化改革使这些服务的支付由居民进行支付。可以看到，这些服务支出的比重在2000-2006年期间达到32.1%，且逐年提高。这大大挤压了居民对于其他消费的支付，同时也降低了对这些具有公共性服务的消费规模在这几项的支付比重。因此，加大财政对于医疗、教育以及居住的投入，加速构建公益性医疗、教育体系以及进行居住补贴的改革对于消费启动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初次分配改革没有大规模开展、财政对于医疗教育投入没有大幅度增加、房地产价格增幅没有稳定以及居住补贴机制没有建立的前提下，即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按比例的增长，即使支农惠农政策进一步实施、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调整，中国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长速度不可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中国“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结构性问题仍将进一步恶化。这决定了2008年名义消费增长速度虽然在通货膨胀的推动下会持续走高，但实际增速却并不显著。

    从1978年以来，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达到9.83%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接近40%的积累率决定了中国财富的快速积累。物质财富和金融财富的快速积累，直接导致近5年来中国财富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

    从理论上讲，单纯的财富总量的累积对于宏观经济运行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但是，其中最为本质性的影响是，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财富结构的巨大变化引起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财富增长方式的变化。中国财富在近3年以来正处于这种时期，中国财富不仅在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重发生革命性的结构变化，而且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各自的内在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改变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财富价格的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