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问题是什么？从长期看，我们会遭遇怎样的制约，又秉持着哪些有利的支持？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11月22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就此谈了他的个人思考。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公开演讲。

    谢伏瞻在讲台上才思敏捷、侃侃而谈，但仍不失低调与谦和。他说，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是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并加大汇率波动的弹性”。

　　国际收支是根本所在

    谢伏瞻指出，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存在的两难选择，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矛盾所在，国际收支失衡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本原因。

    支撑上述论断的逻辑是，由于中国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等因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优势长期存在，而在同时存在币值低估的情况下，导致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并远远大于进口的增长速度，这也刺激了外资的大量涌入，由此出现了中国经济近年来持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局面，直接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

    与此同时，由于外汇占款而投放的基础货币迅速扩张，流动性过剩持续走高。货币过剩，导致信贷投放高居不下，固定资产投资在信贷支持下有了更强劲的增长，这就直接表现为中国总需求的快速增长。总需求的长期持续高位增长，最终导致中国的CPI及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的上涨。

    他认为，如果CPI与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长期存在，将推升中国经济泡沫的积累，进而使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的调整空间更加受限。

    谢伏瞻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是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并加大汇率波动的弹性”。

    与此同时，作为配套改革措施，要稳定当前的宏观经济，中国必须实行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既要控制中国经济的总需求，又要使中国经济回复到10%左右的合理增长区间。

    从总量控制来说，中国应当综合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使二者更有效地配合，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

    从结构性调控来说，中国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中国应该理顺要素价格。比如，调整资源性产品价格，推出相关资源税改措施；规范地价形成机制，落实土地出让金的使用；适度提高劳动力成本和资金的使用成本；加大对环境成本的收费管理等。[NextPage]

    第二，中国应该调整收入分配大格局，增加对于养老、医疗、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支出等，以此扩大中国的消费需求。

    第三，短期内，应当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稳定物价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他认为，尽管物价相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通胀水平来说，依然是处于温和通胀的水平，价格的上涨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引发，但应当看到，除了食品之外，原油价格的上涨也带动了工业品价格的上涨；此外，有色金属、铁矿石等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等，都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如果物价不稳定，将积累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结构调整难题

    迄今，中国GDP已经5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持续增长，谢伏瞻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段”。

    但是他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短期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量问题，二是结构性问题。

    总量问题突出表现在“三过”突出，即投资、信贷、贸易顺差的过快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1-10月份中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回弹到26.9%，创下今年新高；1-10月份，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8.47%，在央行持续加大的公开市场对冲力度、9调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操作后，依然保持着2003年以来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月份我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1856亿美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新增规模，10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4500多亿美元。

    从结构性问题来说，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即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而无论哪一方面，结构调整的难度都有增无减。

    从三大产业结构来说，中国的发展表现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持续下降，而工业也就是第二产业增长却持续攀升，体现了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结构。从2002年到2006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41.7%下降到39.5%，越来越偏离了“十一五”达到43%的增长目标。

    从投资与消费结构来说，高投资低消费、对出口依存度越来越高的格局不仅没有根本性逆转，反而有所加剧。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62.3%下降到49.9%，而净出口率却从35.3%上升到42.5%。

    从收入分配的结构来说，在GDP的构成中，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在快速增长，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却在不断萎缩。从2002年到2006年，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递增，从17.9%已经攀升到21.2%。这说明，社会创造的财富更多地集中到了政府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