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应该调整收入分配大格局，增加对于养老、医疗、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支出等，以此扩大中国的消费需求。

    第三，短期内，应当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稳定物价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他认为，尽管物价相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通胀水平来说，依然是处于温和通胀的水平，价格的上涨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引发，但应当看到，除了食品之外，原油价格的上涨也带动了工业品价格的上涨；此外，有色金属、铁矿石等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等，都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如果物价不稳定，将积累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结构调整难题

    迄今，中国GDP已经5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持续增长，谢伏瞻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段”。

    但是他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短期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量问题，二是结构性问题。

    总量问题突出表现在“三过”突出，即投资、信贷、贸易顺差的过快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1-10月份中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回弹到26.9%，创下今年新高；1-10月份，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8.47%，在央行持续加大的公开市场对冲力度、9调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操作后，依然保持着2003年以来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月份我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1856亿美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新增规模，10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4500多亿美元。

    从结构性问题来说，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即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而无论哪一方面，结构调整的难度都有增无减。

    从三大产业结构来说，中国的发展表现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持续下降，而工业也就是第二产业增长却持续攀升，体现了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结构。从2002年到2006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41.7%下降到39.5%，越来越偏离了“十一五”达到43%的增长目标。

    从投资与消费结构来说，高投资低消费、对出口依存度越来越高的格局不仅没有根本性逆转，反而有所加剧。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62.3%下降到49.9%，而净出口率却从35.3%上升到42.5%。

    从收入分配的结构来说，在GDP的构成中，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在快速增长，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却在不断萎缩。从2002年到2006年，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递增，从17.9%已经攀升到21.2%。这说明，社会创造的财富更多地集中到了政府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