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问题是什么？从长期看，我们会遭遇怎样的制约，又秉持着哪些有利的支持？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11月22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就此谈了他的个人思考。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公开演讲。

    谢伏瞻在讲台上才思敏捷、侃侃而谈，但仍不失低调与谦和。他说，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是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并加大汇率波动的弹性”。

　　国际收支是根本所在

    谢伏瞻指出，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存在的两难选择，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矛盾所在，国际收支失衡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本原因。

    支撑上述论断的逻辑是，由于中国存在要素价格扭曲等因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优势长期存在，而在同时存在币值低估的情况下，导致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并远远大于进口的增长速度，这也刺激了外资的大量涌入，由此出现了中国经济近年来持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局面，直接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

    与此同时，由于外汇占款而投放的基础货币迅速扩张，流动性过剩持续走高。货币过剩，导致信贷投放高居不下，固定资产投资在信贷支持下有了更强劲的增长，这就直接表现为中国总需求的快速增长。总需求的长期持续高位增长，最终导致中国的CPI及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的上涨。

    他认为，如果CPI与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长期存在，将推升中国经济泡沫的积累，进而使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的调整空间更加受限。

    谢伏瞻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是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并加大汇率波动的弹性”。

    与此同时，作为配套改革措施，要稳定当前的宏观经济，中国必须实行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既要控制中国经济的总需求，又要使中国经济回复到10%左右的合理增长区间。

    从总量控制来说，中国应当综合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使二者更有效地配合，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

    从结构性调控来说，中国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中国应该理顺要素价格。比如，调整资源性产品价格，推出相关资源税改措施；规范地价形成机制，落实土地出让金的使用；适度提高劳动力成本和资金的使用成本；加大对环境成本的收费管理等。